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出金字第四号布告，宣布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从即日起发行新币(人民币)。布告在石家庄和平山两地刚一贴出，布告前就挤满了人。当人们拿到崭新的人民币后，奔走相告：“快了!快了!全国快解放了!”

  2020年12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1.9%，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自从2020年5月下旬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涨幅已达到7.89%。多家机构看好人民币升值，预测到2021年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由目前的“近6.6的水平，升至6.2左右，升值幅度约5.8%”。

  中国领导的革命战争年代红色金融(革命根据地金融)事业，发轫于北伐战争时期农会创办的农民银行，至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人民币开始发行，共分为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四个时期。据不完全统计，22年间，中国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共建立了404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了514种7种币材的货币。红色金融事业贯穿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历程，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艰难曲折、波澜壮阔、可歌可泣丝毫不逊于政治武装斗争。在与半封建半殖民地势力、日本侵略者、反动派斗争的金融战线上，红色金融日臻成熟，红色货币日益坚挺，中国人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货币人民币。建党百年，22年的武装斗争、建立政权;72年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作为大国公帑、世界经济压舱石的人民币，骄傲地证明着：中国能!中国人民行!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就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掌握货币金融的重要性。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武装起义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公社没有掌握法兰西银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中国在其诞生后不久，即于1923年1月在《中国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提出了“组织农民借贷机关”和实行低利借贷的建议。在1927年3月与陈克非、邓演达联名发表的《对农民宣言》中指出，“贫农不仅无土地，而且无资本，革命发展的结果，乡村富有阶级极端闭借，许多地方几乎断绝借贷关系，致使贫农阶级惶惶不可终日。非有一具体政策不能解决此资本缺乏问题”。提出应将农民银行问题，“在革命势力可及之地”，“努力设立农民银行等条件极低的贷款机关，以解决农民资本缺乏问题。”

  1926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是红色金融的孕育和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伴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进军，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并且“实际做到一切权利归农会”。一些地区的农民协会为发展经济帮助贫困农民克服经济困难，免受高利贷的压迫和奸商在货币兑换等方面的盘剥，创建了银行、合作社或共有财产保管处等金融组织，并开天辟地地发行了农民自己的货币。从现有资料看，这一时期，共有湖南省横山县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第二农民银行，浏东平民银行，醴陵地方银行、工农银行，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浏南文市生产合作社，湖北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鄂城商民协会等9家农民协会金融机构、共发行10种货币。1927年4月，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各地军阀趁机向农民协会发动进攻，农民革命运动归于失败，农民协会货币退出流通，农民银行工作人员惨遭迫害和杀戮。

  继“八一”南昌起义建立人民军队之后，在中国领导下，先后开辟了十五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启了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建政施政、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金融事业，可分为三个时期。

  1929年10月，永定县太平区苏维埃政府创办了全国第一家红色信用合作社

  1929年到1932年，共有中央苏区、湘鄂西、湘鄂赣、鄂豫皖、闽浙赣、湘赣、琼崖、左右江8个根据地发行了96种根据地货币。这期间，著名的红色金融机构有：1930年10月，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成立;1931年10月，赣东南工农兵银行成立;1930年7月，鄂豫皖苏维埃银行成立;1932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工农银行成立;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1931年苏维埃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成立。这一段时期，是农村根据地红色金融蒸蒸日上的鼎盛期，对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支持工农红军对敌作战、改善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年到1937年，由于“左”倾路线干扰、军事失利和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乃至丧失，大部分根据地货币停止了发行和流通，但仍有少数根据地货币历经艰难坚持到抗日战争时期。其中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随军长征的一年多时间内，仍进行了四次货币发行和收兑。成立于1934年11月的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历经陕甘省苏维埃银行、陕北省苏维埃银行，陕甘晋苏维埃银行的几次合并改名之后，于1935年10月，在瓦窑堡与苏维埃国家银行合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10月1日，在其基础上，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945年)，中国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共有198个机构，发行了252种货币，根据地货币体系进入了成熟发展期。

  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沦陷区、国统区、抗日根据地三足鼎立的局面。抗战时期，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在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十九块具有战略地位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支持战争和经济建设都下大力气进行了根据地银行建设和货币发行工作，组织了对日伪货币和货币的货币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红色金融事业的发展和对敌斗争也可分为三个阶段。

  1937年到1940年，这一时期，抗日根据地货币是在对敌伪货币展开激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这一时期，日本侵略者实行“以战养战”策略，无限扩大发行日伪钞票，利用这些日益贬值的纸币，一边到根据地抢购物资，一边争夺法币，到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根据地银行和经贸部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一边严禁日伪钞票进入根据地，粉碎其抢购物资的企图;一边实行保护法币政策，开展比价斗争，打乱敌人争夺法币换取外汇的如意算盘。

  1941年到1943年，这一时期，根据地遭受了日伪残酷的“扫荡”“清乡”;的三次高潮。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减少，根据地货币的发行流通为适应根据地被蚕食、分割的环境，由初期的相对统一转变为相对分散。这一时期，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失去了利用法币套取国际外汇的机会，从而改变了吸收法币的政策，千方百计将法币推向抗日根据地抢购物资。各根据地针锋相对，普遍实行了独立自主的以本根据地货币为当地本位币的制度，实行禁用或限制法币的政策。

  1943年到1945年，这一时期，各根据地面积逐渐恢复、并逐步扩大。大生产运动使各根据地经济实力增强，实现自给有余。根据地货币流通范围逐步扩大，发行量增加，且币值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金融市场繁荣。各根据地货币又逐渐集中统一于各大抗日根据地的区域本位币。由于各根据地实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和货币政策，抗日根据地的物价远比国统区和沦陷区稳定，根据地货币对法币和日伪货币的比价大幅度提高。如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南币，作为本位币，1940年以前，1元冀南币可兑换法币1元，兑换日伪联银1.2元;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1元冀南币则兑换法币3.2元，兑换日伪联银15元。凸显了根据地货币购买力上的优越性。为日后人民币统一天下打下了基础。抗战时期的根据地货币实现了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兑换券向信用券的转变，中国政权的人民性、合法性进一步得到确立。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949年)，能够说是各根据地货币的集中和统一阶段，在这一段时期，根据地货币发行机构由198个调整为97个，货币种类由252种减少到111种。至1951年，除西藏、台湾外，集中统一为中国人民银行一个发行机构，人民币一种货币(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形成了以抗日根据地为基础发展扩大的老解放区和陆续解放开辟出来的新解放区，解放区货币也呈现出新、老解放区货币既受统一控制，又各有发展特点的形态。老解放区货币是抗日根据地货币的延续，如西北农民银行币、冀南币、北海币，这些老解放区货币构成了后来全国性人民币的主要基础。新解放区货币虽然发行较晚、分散，但在发行宗旨、货币政策和制度等方面都遵循了抗日根据地的做法和经验，且制度更完善，管理和流通组织工作更成熟有效。此阶段，全国性的人民币在战火中诞生。在打退敌人全面进攻，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渤海区、河东地区已基本连成一片的情况下，1946年12月30日，晋察冀中央局致电中央，建议召开华北财经会议，解决“华北货币不统一”的问题。1947年1月3日，中央复电同意召开这次会议，很快任命董必武为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为期近3个月的华北财经会议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决议，如人民负担最高不能超过其生产量的20%;一个士兵的年费用不允许超出16石小米;养兵数量不能超过人口的1%至1.5%;从发展经济中保障战争供给;金融货币的主要任务是平稳物价，促进经济发展;在下成立统一的财经机关等等。但由于解放战争的进程远超预期，随着解放区的逐步扩大，经济上各解放区钞票不统一造成的混乱和困难凸显出来。为此，中央决定，把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开始发行人民币的时间从原定的1949年1月1日提前到1948年12月1日。

  披荆斩棘人在红色金融近百年的辉煌历史中，涌现出无数信仰坚定、意志坚强、品德高洁，才能出众的金融奇才。在伟大信仰的感召下，在先进理论的指导和培育下，的队伍里从来都是人才济济，不仅革命打仗是好手，治国理政、为民服务更是高手。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民族精英、国家栋梁。

  在红色金融史上，毛泽民这一个名字被两次镌刻。一次是以总经理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上，一次是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印制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上。

  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筹建国家银行，任命毛泽民担任行长。这是中国建立的最早的全国性银行，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小、最“寒酸”的国家银行。初始资金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开始人员只有毛泽民、曹菊如、赖祖烈、莫均涛、钱希均五个人，但要承担建立起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统一财政，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所需的任务。今天的金融工作者都很难想象，当年堂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金库管理制度竟是从学习缴获的包装现洋所用的税务机关四联单开始建立的。但三年的时间里，根据地银行得以正常运转，苏维埃货币在根据地及根据地周边广泛流通，成为根据地经济的主要支柱，不仅有力地支持了红军作战和根据地建设，还部分地支持了党中央在上海的经费。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毛泽民任政委，领导着由160多副扁担挑子挑起的150斤黄金、840斤白银、大量的珠宝银元，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以及印钞机和铸币机组成的“扁担银行”，随军长征。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突破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和克服极端恶劣自然环境障碍的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扁担银行”居然奇迹般地完成了四次苏维埃货币的发行和收兑。红军所过之处，贸易得以活跃，“扁担银行”信誉良好。从某一种意义上说，艰难的长征中，红军断过炊，但没断过钱。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参加长征的14名苏维埃国家银行干部，仅剩8人。但“扁担银行”尚存有黄金2担、白银及银元12担，另有珠宝若干。经核对，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竟然没有损失一块银元。

  高捷成被称为“红军会计制度的创始人”“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者。”在我党早期红色金融队伍里，曾在厦门大学攻读过经济学，又有着银行工作经历的高捷成，堪称是真正的专业技术人员。他又是一位弃商从戎的慷慨悲歌之士。从某种角度说，高捷成就是为帮助革命筹款理财而加入红军的。他是在人地两熟的漳州为红军筹款100多万银元后，告别妻儿父母，进入中央苏区的。参加革命后，他向曾借用银款的银庄表示：“所欠钱款，时刻记挂。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不短分文。”

  冀南银行对外称八路军工作团，三个印钞厂建在太行山的深山沟里，机器设备、印钞纸张油墨也分散在崇山峻岭的岩洞中。一旦面临“扫荡”，可做到3小时内安全转移。冀南银行的物资和设备，大多通过迂回曲折的关系和渠道，从日伪占领下的石家庄、德州等地采购而来，时常要靠人背马驮的方式，日夜兼程，躲避敌军的围追堵截，冀南银行也因此被称为“马背银行”。

  冀南币投放市场时期，市面上法币、山西票、河北票以及各种流通兑换券，更不可思议的是日伪钞相当混乱。高捷成提出，货币要进行整顿，全边区应由冀南币占领阵地，尤其要打击日伪钞，肃清土杂钞，建立冀南币为本位币的统一市场。几经争斗，冀南币信誉上升，阵地扩大，币值增高，终于站稳了本位币的脚跟，成为解放区流通最广泛的一种货币，供200个县市四千多万人口使用。连敌伪军营中的士兵都乐意保存冀南币，有些甚至还将它作为投降八路军的“通行证”。

  南汉宸是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的命名建议者。曾多次当众说：“革命胜利后，要为南汉宸立碑”。

  “的两次摩擦，弄得我们基本上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盖。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今天找你来，就为了这件事。这是一件大事!你想想看，世界上有什么比吃饭的事还大呢?可偏偏我们现在就要开不了饭了。”见面后，严肃地对南汉宸说到。

  就这样，南汉宸担任了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而且一干五年;而且干到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而且干到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

  听了笑道：“情形还真有点像八国联军进北京。我们晋察冀用的是边币，晋冀鲁豫用的是冀南币，山东用的是北海币，东北用的是东北币，西北用的是农民币，一旦打进天津、北平去，可不就是七八种货币一起上市嘛!不过，现在就成立全国统一的银行，是不是为时还过早了一些，同意先行准备，名称就定为中国人民银行。”

  南汉宸说：“现在要做的准备工作有，搜集所有的统一货币发行政策，搜集各解放区的发行指数，筹备起足够的发行准备金。还要确定出几种票面，各种票面的金额与价值含量，还要设计出票版图案，选定好纸张等等既然中央和毛主席都同意我们的意见，统一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那我们的货币就叫人民币了。”

  从1948年至1954年，南汉宸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岗位上工作了六年。他把各解放区的银行统一为人民银行，六大区成立区行，各省市成立分行，地区设支行。另外，还建立各专业银行，如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加上农村信用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组织接管了官僚资本的金融事业，并在军管会领导下接管的各个省银行，对民族资本家的银行、钱庄则加以接管改造，对原来银行则保留其编制和名称，先行改造。在南汉宸主持、引导下， 1952年12月，全国金融系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改造任务的行业。

  中国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从其诞生之日起，便被烙上了永不褪色的 “人民”印记。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是其永恒的宗旨。中国人和中国人民的鲜血和汗水共同哺育了中国人民银行这棵参天大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烧契约、废除高利贷;解决贫困农民生产生活困难，获得了苏区人民真心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1932年，分2次共发行战争公债180万元，1933年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苏区人民节衣缩食，积极购买公债，后又响应中央临时政府“退还公债，不要还本付息”的号召，大部分人没有兑付债券，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精神。《十送红军》歌曲所唱到的秋风细雨中送别的红军队伍里，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由160余副扁担箩筐挑走的“扁担银行”里，承载着老区人民的光荣与梦想。

  1941年，面对根据地严峻的经济困难局面，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行了总额为500万元的建设救国公债。边区广大群众响应号召，积极购买公债，有力地支援了边区经济建设。抗战期间，山东招远人民通过“渤海走廊”“滨海通道”向延安秘密运送了黄金13万两，对解决根据地财政困难及货币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春，长征中的红军一踏进遵义城，就雷厉风行打击了欺霸市场的军阀奸商，缴获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毛泽民决计将这批食盐投放市场，且以极低价格销售，但规定一定要使用苏币。短短的十余天，毛泽民带领“扁担银行”员工设立苏币兑换点，老百姓可用银元以1比1的比例兑换苏币，红军也可以拿着苏币在市场上购买物品。苏区纸币凭借良好的信用，迅速在遵义流通了起来。没过多久，“扁担银行”接到了随部队转移的命令，撤离遵义之前，国家银行在遵义的闹市区张贴布告，设立了30多个兑换处，用银元、食盐等物资换回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苏币。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完成了苏区纸币的发行、流通至回收的全过程，创造了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

  红色金融依靠人民而得以诞生和成长，在服务人民的历史中持续不断的发展。几乎每一种红色币券，即使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都能由后来者收兑，生生不息，直到今天。中国必将兑现对历史和人民的承诺!从农民银行到苏维埃银行，边区银行，解放区银行，中国人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银行。红土地上流淌出的红色金融涓涓小溪汇成了洪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汹涌澎湃，奔向星辰大海